文艺批评 | 吕永林：我们向何处去——由话剧《WM（我们）》和《我们走在大路上》而来的一份时代精神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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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2006年）以言语集装箱式的密集叙事实施了一次难能可贵的艺术实验，其编导者试图以此切近“我们向何处去”的时代大题，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社会总体疑虑。但是，除了来自各阶层“现实”的危机反应和的利益谋算之外，未来中国朝向自我更新与再生的动力还有哪些？作为行动主体，各种“我们”能否迸发出或者被召唤出更加积极的公共意志和行动，进而创造出更加激荡人心的生命图景和共同体形态？对于这些主题，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却未有更多呈现，而在1985年上演的话剧《WM（我们）》中，它们却恰恰构成了剧中人物向着现实和未来发出的摧心之问。本文所要完成的，一面是对上述两部话剧进行一次别样的思想勘探和精神考察；一面则是尝试着指出，唯有当新的“人·人体系”和“人·物体系”及其贯通机制被创造出来，且有真正普遍的正义观念浸润着世道人心，各种各样的“我们”才可能唱准未来的共同体之歌。

感谢作者吕永林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吕永林

“我们”向何处去

——由话剧《WM（我们）》和《我们走在大路上》而来的一份时代精神考察

 对于那些处于种种政治、文化焦虑的人来说，最具逼迫性的问题或许只有两个：未来世界的形式如何？主体为谁？而关于这两个问题，作为活生生的具体总体性的诸般呈现，以及W·布斯所言思想认知、情感实践和审美形式的聚居之所，优秀的文学作品每每拥有非同寻常的表现力和存储功能，即在深入勘探世界“形式”的同时，为读者提供各种有关“主体”的想象。在此意义上，任何一件“好”的作品都是一份不可替代的社会记录和生命绘图，是经由作者之手投递给世界的“公开的情书”。也因此，文学研究与评论的任务之一，便是努力打捞或推举这些“情书”，以保障它们能够时时发出应有的声音。

中国当代文学史，若以“新时期”开启为界，则之前作品，以“我们”为名且入史者众；而之后作品，以“个人”为名且入史者众。早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那些可用“我们”一词去指称的集体行动者形象就已经开始从当代文学中快速隐没——包括在聚啸一时的“改革文学”谱系当中，像“乔光朴”这样能够召唤出新的集体行动或共同体观念的“改革者”形象，也很快跌落为历史低语，而覆盖其上的，则是众多或直接或间接地催生各种社会分化的时代“弄潮儿”。至于“改革文学”之外，则更是属于个体行动者的形象世界，顾城的诗歌名篇《一代人》虽然题以复数，其间主词却是个体之“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2]被称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3]的“潘晓讨论”，其核心文本《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4]也是以“潘晓”个人的名义在向历史、现实和未来发问；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的男女主人公虽然是一对夫妻，但小说首节的一句话却早就表明俩人各自为战的性质——“我和他就这样分开了”，因此整篇作品的主词也只能是两个“个人”，而非一个“我们”。纵览之后的文学史，以上三例，不过是“以个人为名”的叙事洪流开始淹没各种集体行动者形象——“我们”的先声。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史迁变之中，话剧《WM（我们）》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作品才日益凸显为一种与时代潮流相背的“异类”之声，同时也凸显出其弥足珍贵之处和久远可存的文学史价值。

1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无法重新生活”

在某些局部的历史时空之内，所谓“时势”乃至“世道”每每会裹挟一切，不容回旋。对无数普通人而言，新时代的开启，既有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生境地豁然开朗，也有可能意味着一场巨大心灵磨难由此萌芽。置身于两个时代板块的交接之处，“大家都在重新选择生活”[5]，然而，每个行动者看似在进行自由选择，其实皆身不由己地被裹在道道洪流之中。洪流之一，便是在1980年代前期所发生的，将“个体”快速普遍化为新的社会基本行动单位的历史巨变——“在城市，无数的个体被从除经济维度外尚包含政治、伦理、精神、文化意涵的社会主义单位共同体中释放出来；在乡村，无数个体被从组织严密、管理严格，同时规划设计亦包含政治、伦理、精神、文化内涵的农村集体经济共同体中释放出来”。[6]对于许多习惯于或倾向于以“我们”作为其行动单位和人生目标的人而言，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时刻，“共同体的幽灵如何摆放”这一命题，势将造成种种刻骨铭心的悬疑和不安。所不同的是，有的人最终从这个历史性的悬疑和巨大不安中挣脱出来——哪怕只是临时的和自以为是的，有的人却长时间地受困其中，找不到让灵魂安妥的真正出口。比如在《北方的河》的“题记”中，张承志就曾写道：“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如今，带着另一个时代的普遍不安和社会分化之痛来考察当代国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心灵史”，有心人自会发觉，张承志此言实在值得深究。

《北方的河》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5年

就在《北方的河》发表后的第二年，即1985年，一部话剧于无形之中对张承志的话作了一个极为深刻而具体的回应，这部话剧，便是由王培公编剧、王贵导演的《WM（我们）》[7]。在中国大陆文坛，1985年是一个收获颇丰的年份，“现代派小说”、“寻根文学”、“第三代诗歌”、“先锋文学”等等在这一年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创作盛况，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阿城的《孩子王》、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蓝天绿海》、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和《归去来》、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行健的《野人》、林子的诗集《给他》、傅天琳的诗集《音乐岛》等作品也都在这一年纷纷亮相。同以上作品相比，无论是从面世时的社会反响来看，还是从文学史或社会文献学价值来看，话剧《WM（我们）》都并不逊色多少。但是从后来的受关注度和进入文学史的程度来看，《WM（我们）》却一直是一部相对沉寂的作品。尽管2008年它曾受到被“复排”的礼遇，并且也跻身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8]，可事实上，就它所发出的最隐微、最晦涩，同时又最深切、最揪人的声音而言，这部作品的文学史价值还是被远远低估了。这固然跟它当时被明令禁演和后来长久失声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同后来整个时代“以个人为名”话语的全面胜出及其强大的宰治力有关，与之相反相成的，无疑是“以我们为名”话语及其社会竞争力的失落与消隐。

《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在1985年的争议现场，最具代表性的反对意见，是认为《WM（我们）》没有写出当时社会的“本质真实”——“没有反映出八十年代青年奋发进取的本质特征，没有反映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主流，不能给人以积极、正确的思考，给人以力量和希望”，反倒塑造和渲染了几个“歇斯底里”、“精神变态”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灵魂都被扭曲了，伴随他们的只有寂寞、苦闷、颓废和懊丧”，“他们都在声嘶力竭地挣扎，找不到出路”。这一反对意见还特别强调：“这种情况在十年动乱中出现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三中全会’以后仍未见显著改变，就不好理解了。”[9]客观地说，此类批评意见倒也准确抓住了《WM（我们）》中几位青年人核心的精神特征：寂寞、苦闷、颓废、懊丧。如其所言，剧中的“我们”也的确是在“文革”后的新时期“声嘶力竭地挣扎，找不到出路”。然而这个所谓的“找不到出路”，却并非“我们”几个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或者无法顺应“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潮流，而是“我们”在紧跟时代步伐和对社会潮流的不断顺应中，所领受到的巨大失落感和虚无感的特别体现。剧中，在1984年的秋天[10]，“我们”七人再度聚首，这些曾经的“集体户”伙伴们，一个个升官的升官（“板车”），发财的发财（“大头”、“小可怜儿”夫妇)，成名的成名(“公主”)，深造的深造（“修女”），发达的继续发达（“鸠山”），在社会上可谓各有斩获和成就[11]，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WM（我们）》中的这几位“成功人士”在各自成功的同时，内心却不断滋生一种强烈的丧失感和虚无情绪。他们对人生的感慨也一如其在1976年冬天所哀叹的那样：“人哪，人是什么？”“人是可怜的小石头子儿！”而他们曾经忘情歌唱过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之歌仍旧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我们的前途是无穷的呀！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12]也恰恰是这种伏匿于“成功者”灵肉深处的“失败感”让我们看到：走出“文革”的“改革”年代，也照样存在着各种异化力量，也照样生产着它自己的言行禁区和思想苦闷。而与“共产主义接班人”之歌所传递的人生自由美好境况相比，“我们”几个所实际遭受的，恰恰是新的失落与人生扑空的叠加——“改革”所允诺的社会共同体形式理想的落空；能够去实现共同体形式理想的总体性主体理想的阙如。

在“我们”当中，“大头”（于大海）所表现出来的丧失感和虚无情绪尤其突出。按理说，在1984年秋天，这位钱已经多到连自己都“说不清”的“大经理”应该是最符合“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上下齐搞经济这一时代主旋律的，何况他发家不忘社会，经常大量买进“国库券”，还给“修长城”文物保护项目捐款……可是跟“集体户”朋友们聊起来，他却“苦笑”着说：“我忙得自己都没有了!”结合《WM（我们）》的上下文，“大头”此言绝非某些成功人士所惯用的那种自嘲式自诩[13]，而是一种远离了自己理想抱负的苦闷自白。1981年夏天，下定决心要大干一场的“大头”曾经说过一句十分悲壮的话：“只有走一条路——开公司，搞个体企业，实现我的理想！”（《WM（我们）》第三章，“夏（1981）”）那么什么才是“大头”的真正理想呢？1978年春天，当时“大头”念大学的道路虽然被切断了，但他依然斗志昂扬，一个人在家啃“民间刊物”和大学经济管理课程的全套教材[14]，（《WM（我们）》第二章，“春（1978）”；第三章，“夏（1981）”）还对“将军”说：“我怀疑，有些口口声声‘大干社会主义’的人，他们懂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我劝你看看。甭管说得是不是都对，保证你感觉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年轻人，瞧瞧人家在想什么？在干什么？”接着他很有些自负地说：“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就在像我们这些人自己的手里！‘天生我材必有用’！干吧，兄弟！”听了这话，“将军”当时不由一震。（《WM（我们）》第二章，“春（1978）”）从上述可以见出，在“搞个体企业”的商业进路中，埋伏着“大头”强烈的“共同体情结”和理想主义精神，他心中预约的最终的行动主体，也绝非一个个孤立的个人，而是朝向社会普遍的“我们”。然而从1981年开始“搞个体企业”到1984年已经腰缠万贯的几年，除了在个人财富上的“暴发”之外，“大头”所要面对的现实状况，却是他所追念的旧有共同体的分崩离析和他所想象的新共同体的无着无落。

首当其冲的，是新的社会共同体想象的无以维系。在1980年代，对于“大头”这样的成功者而言，虽然“人与物”的关系理得比以前顺畅了，但是“人与人”的关系却进入一种始料未及的恶化状态：当时的国家政策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大前提之下，开始对人的“不平等冲动”实施了全方位的解禁甚至鼓励，这就使得全社会的竞争普遍丛林化、幽暗化——不平等、不规范、不透明，使得陌路人的关系日益冷漠化、无情化——强者漠视弱者的苦痛，富人漠视穷人的死活，同路人的关系日益流氓化——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相互撕咬、相互拥抱，如在剧中“鸠山”对“大头”所言：“你不了解文艺界。跟你们一样，做生意。不过你们还好，在明里。这？全在底下玩‘猫儿腻’，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WM（我们）》第四章，“秋（1984）”）。与此同时，更使得各种权力和财富日益趋向一种新的不合理的集中，而在实质上，这无疑属于社会主义实践一直试图破解与祛除的“垄断”，如在剧中“大头”对“鸠山”所言：“我们办个事儿怎么就那么难？你们怎么就那么容易？敢情中国这点儿‘自由’、‘民主’，全让你们这帮少爷秧子占了去了，连一点儿也不给老百姓留下呀！”（《WM（我们）》第三章，“夏（1981）”）

《W.M. 我们》剧照（2008）

其次，几个“集体户”伙伴所构成的友谊共同体也日渐崩溃——高干子弟“鸠山”和高知子女“公主”搭乘着现行体制谋求个人发展和生存快感去了[15]；工人子弟“板车”和普通职员子女“修女”则一个走了“搞关系”的路子成为国家机关干部，一个走了上大学“搞知识”的路子以求纯粹个人意义上的“知识改变命运”，这跟“大头”的共同体抱负无疑相去甚远；而在1981年毅然决然地同“大头”走到一起“小可怜儿”，也陷入了一种富而无聊的空虚状态，转而又跟旧情人“鸠山”来往起来，并且对“鸠山”知心地说：“你只有搞艺术！”[16]而她跟“大头”的爱情和婚姻则走到了解体的边缘。惟其如此，才会出现1984年秋天几个老友聚会时的讽刺性一幕：“青年们走到一起，微笑着招呼、握手，彬彬有礼地拥抱。他们拉开长桌，就座。”这情形与陌生人之间的碰面几乎毫无差别，直到“将军”上场，大家才又迸发出久违的热情与激动，纷纷“狂喜”地叫着，奔过来，“高兴地拥抱在一起”。（《WM（我们）》第四章和“引子”部分）但是，只剩下“将军”这一个情感挂钩的友谊共同体，早已经脆弱之极。

如此看来，对于《WM（我们）》中“我们”几个而言，埋伏在1984年秋天的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是：当以往种种由人类的“自然需求”、总体性的社会实践以及具体的人生际遇合力打造和维系的共同体及其想象普遍消隐之后，个人又将如何重置“他者对自我的重要性”问题？或者说，当友谊、爱情、家庭、社群、集体等共同体形式纷纷遭遇危机之后，个人又将如何处理自我的生命归属与心灵寄托问题？[17]比照来看，在1976年的那个历史临界点上，正是由种种因素所促成的、并不明晰的甚至可能充满“错觉”的友谊共同体——包括其中的爱情共同体，近乎先验般地构成了正在绝望中苦熬的“我们”几个所能拥有的最大情感支柱，同时也构成了“我们”几个跨入“新时期”之时的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跨入“新时期”后不久，“我们”及“我们”的共同体意识便开始分解、弱化及至退场，当时代“共名”化的“自我实现”冲动同每个人的生存实际相绞合之时，“我们”几个中的多半便和当时许许多多的个人（特别是作为利益主体的个人）一样，很快从旧有的各种共同体中析解出来，[18]在那历史性的所谓自由之中，大家似乎通通看不到弗洛伊德早已发布过的精神分析学告知：“集体心理是最古老的人类心理。我们撇开所有的集体成分而分离出来的个体心理只是通过一个渐进的、目前可能仍然被描述得不完全的发展过程，从古老的集体心理中分化出来的。”[19]从现实的层面来看，“重新选择生活”的“我们”似乎都成功了（只有“将军”除外）；然而从理想的抱负来看，“我们”又似乎都失败了，并且都在“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包括“将军”在内）。

2

  “我们”走在什么样的“大路”上

2008年12月23日，在濮存昕等人的策划之下，由70多岁的王贵导演出山复排的话剧《WM我们》[20]被重新搬上舞台。对于此番复排、重演，一些观剧者尝作如是描述与评价：“冬夜清冷，朝阳文化馆内却热气腾腾。毛主席的大幅画像俯视群伦，灿然生辉。人头攒动，但不再是平日剧场里看得脸熟的文艺青年们，而多是一些五十开外的中年人”，曾经的副标题“谨以此剧献给国际青年年（1985）”也被置换成“纪念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的新名目，“八零后的年轻人演绎着他们父辈的痛苦，一句句台词显然没往心里去。”[21]“看过《WM我们》，有朋友惊叹的是‘速度’：只二十年的功夫，就把当年的先锋戏剧磨成了仓库里的储藏物品，拿出来，只是在展览着当年的神情风貌，很难与当下的‘我们’有什么关联了。这话不假，我看着现在舞台上的《WM我们》，只觉得它如孤魂野鬼，絮叨着自己曾经的艰涩命运。”[22]最终，2008年的复排很快也遭致了停演的命运，只不过这一次停演的原因不再是官方禁令，而是票房冷淡。观众对23年后上演的这出《WM我们》隔膜甚大，有评论认为：“我们再看《WM我们》的时候找不到感觉，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改变了。我们的隔膜是内心深处对于自身的隔膜，我们不再是‘我们’了，我们需要再一次自我拯救，但《WM我们》已经不能提供新的思想资源。事实上，我们也只能往前走，也许我们对前面的风景并没有把握，不过，我们却清楚后退是没有希望的。这样看来，对于我们而言，《WM我们》不妨被看作是一次怀旧。”[23]

《WM我们》海报（2008）

但事实上，对于23年前《WM（我们）》所发出的最隐微、最晦涩同时又最深切、最揪人的声音而言，“怀旧”本身就是一种南辕北辙的精神错会，以“纪念”为名的复排不但很难起到重新打开剧本的作用，反倒容易对之造成新的遮蔽，从而引发话剧《WM我们》“很难与当下的‘我们’有什么关联了”之类的感受，这种感受自然又会阻碍大家对当年的“我们”作更多更深的倾听，继而对“《WM我们》已经不能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式的评论产生认同。在这一点上，笔者更愿意赞同另一位论者思伽的见解：“《WM我们》的作者，无意中描绘了今天羽冀丰满的‘社会精英’的雏鸟阶段。他当年为剧中人选择的社会身份，经过二十余年的变迁皆已开花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WM我们》可以视为一部独特的历史文献剧。如果它当年确实是贴近生活提炼生活的，那么，它作为今天的伏笔实在并非儿戏。剧中人的沉浮荣辱，恰似一个无意识的预言。”即使在今天，“这出戏依然有耐人寻味之处，甚至可以说，表现出某种不同寻常的‘敏感’”，尽管戏剧停滞在过去的时光里，但“生活的舞台却从未落幕”。[24]只可惜，在世事变幻之间，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并未能好好珍视这份“不同寻常的‘敏感’”，而今的众人则又似乎不知道该以何种方式去重新倾听和激活这份近乎“早产”的“敏感”。也许，在实际行动的层面，今天中国社会对《WM（我们）》的重新倾听只能首先借助于某些消极的“中介物”，比如正在持续爆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危机，包括随之而来的普遍不安和心灵灾荒——其最直接的反应，首先呈现为一种“消极”的危机反应。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错失了某些正向的历史机缘的反应模式，而它恰恰是当下最为真实的反应模式。

其实在2006年，一出同样“以我们为名”的话剧就已经在这一反应模式的思考框架之内，向人们发出某种对应于当下现实的尖厉提醒和温情召唤了，这出话剧，便是由黄纪苏编剧、王焕青执导的多媒体舞台实验剧《我们走在大路上》[25]。在黄纪苏等人的构想当中，该剧的主要旨趣是对中国“近三十年的社会心理史”和中国人“三十年的道路以及行走”进行一个总体展示，而在笔者看来，《我们走在大路上》还具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附加功能：它无意中完成了一次对《WM（我们）》的“补写”与“续写”工作。

《我们走在大路上》剧照 （2006）

每次重读《WM（我们）》，几个持续的疑问总是挥之不去：为什么“我们”的苦恼没有成为当时整个时代的苦恼？为什么“我们”的切肤之痛没有成为一个时代的切肤之痛？为什么“我们”对他人和共同体重要性的意识没有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意识？为什么“我们”式的心灵苦痛没能对“文革”后中国人的精神构造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进程产生显著影响？难道仅仅是因为《WM（我们）》只是一部文艺作品吗？难道仅仅是因为《WM（我们）》迅速被禁吗？如今将话剧《WM（我们）》和《我们走在大路上》进行对照阅读，一些之前不曾有过的对1980年代的反思开始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原来在1980年代，“我们”几个其实只是“少数派”，而人们后来追忆和想象的诸多所谓“美好”，在许多层面很有可能既受不住经验的碾压，也经不起知识的考古。[26]

《WM（我们）》是以“我们”七个人作为叙事焦点的，因此对于“我们”之外的社会总体状况，其直接描写非常有限，多数是通过“我们”来进行折射或间接呈现的，在这方面，《我们走在大路上》恰好可以形成极好的补足。同样是表现1980年代中前期，在《WM（我们）》的“第四章”中，“我们”几个当时正遭受到价值虚无感的猛烈袭击，但是大家心中都还有着某种深深的犹疑和挣扎，都还没有彻底丢掉“追求、探寻真理的激情和热诚”[27]，而是处在一种既彷徨失落、又苦苦求索的复杂情态当中，因此对于“将军”最后所言——“人呢，活着总得有点精神，总得奉献点什么，创造点什么。没有这个支柱，恐怕一天也挺不下去”（《WM（我们）》第四章，“秋（1984）”），剧中的“我们”几个都还有着明显的认同感。然而比照《我们走在大路上》一剧的剧本，读者就会看到当时某种普遍而凶险的大众情绪：

“管它正义路西斜街——只抄那道近的/管它红砂掌黑砂掌——只练那致命的”……

“人，就这么逼出来/事，就这么拼出来/命，就这么争出来/历史就这么踏着尸骨前进”……

“楼，就这么盖起来/家，就这么发起来/国，就这么强起来/历史就这么踏着尸骨前进”……

对于以上的“群舞群诵”和社会心理氛围，《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三幕”一开始就用多媒体投影嵌入了一种解释：“作为社会转型的前奏，社会心理发生山河巨变。这一切都伴随着对‘人’的重新发现：人的真相是兽（弗洛伊德），人的本质是私（黑格尔），人类历史是欲望的跑道，人类社会是强者的猎场（李劼）……”当然，这个解释所表现的，只不过是当时民众对各种思想自取所需式的误读与误认，然而恰恰就是这种“误读与误认”的思想与情绪混合体，后来却在种种社会力量之重重绞合中上升为普遍流行的社会观念，而无数操持与认同这种“误读与误认”的中国人，则在各自的精明算计与理性投机中释放出种种野蛮前行的癫狂力量，进而对当时的理想主义和反思精神造成了巨大冲决。关于这点，黄纪苏本人是有自觉考量的，他说：“当我写到1980年代各个时期的特征的时候，就发生一些分歧。一些朋友都在说1980年代的特征是理想主义。在戏中，我认为1980年代是价值观念天翻地覆的时期，出现实用理性、世俗理性、个人主义、强者哲学、精英路线等等。变化的价值观、商品社会与政治激进主义把中国社会推到一个状态。一些人说我没有把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表达出来，这与我个人的感受不太一样。”[28]我们倘要在文学领域寻找该时期“另一”时代精神的对应物的话，应该就是先锋文学、王朔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等等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兴起及至盛行，而它们书写的中心恰恰是：恶、虚无主义、私人情欲和财富观念的主宰性、近乎于“死心塌地”的物质化和世俗化……[29]

2006年，黄纪苏做客新浪聊天室与网友聊多媒体网络剧(舞台版)《我们走在大路上》

不过，这一知识的考古工作还可以再往前推进一步，因为早在“文革”之末与“改革”之初的历史铰合处，就已经潜伏了各种社会分化可能与历史幽暗面。对此，《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一幕”可谓有着十分直观的“虚构”式传递，如在舞台“投影时间－路线图标示”的“1976年”，台上众人“依次宣告自己的心事”，其中，“插青”的心事便是：“反白造了，乡白下了，苦白受了；梦白做了，心白跳了，血白热了；风白吹了，水白流了――谁也别跟我白乎了：谁让我回城进工厂吃商品粮我跟谁走……”而当众人“手挽手沿着解放大道走向未来”之时，他们“或单人或双人在热烈的行走中”喷涌而出的话语则是：“腰枝要解放，到春风里扭一扭/腿脚要解放，往野地上走一走/脑筋要解放，顺自己想一想/心情要解放，由性子嚷一嚷……利益要解放，恶的本是真的/效率要解放，善的净是蠢的/差距要解放，齐的都是死的/个人要解放，小的才是好的……想象要解放，西风起了/理性要解放，世道变了/欲望要解放，上帝完了……”应该说，这种种或潜伏于历史地表之下或早已公然播洒其上的社会普遍心理，无疑是1980年代的一个重大的精神起源。

从文本上与之相应证的是，在《WM（我们）》中的“1981年”，高干子弟“鸠山”曾有过一次同当时社会风气直接相关的自白：“我像钻进了下水道，哪儿都脏！……我换了很多地方，可到哪儿都看得见趋炎附势、尔虞我诈、虚伪欺骗！我的朋友可以说很多，可没有一个是真的，都是想利用我。（惨笑）互相利用！可你们这些真朋友一个也不来找我！”可见，在新一轮的社会“解放”体系之内，历史与现实的阴影可谓无处不在。如果说“鸠山”所揭发的是当时社会中上阶层的生存情状，那么工人子弟出身的“板车”对“鸠山”和“将军”的一次当面情绪宣泄，则充分传达了当时社会中下阶层积压已久的不满与怨恼：“我哪点儿比你们差？凭什么你们当官的儿子就注定当官，我他妈就注定还得住大杂院儿？……总有一天，你们会对我‘板车’另眼看待！”（《WM（我们）》第三章，“夏（1981）”）而在“我们”这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小共同体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分化其实从大家参加高考那一幕就开始了：当榜单放出之时，过线的“修女”先是“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是无以自禁的“狂喜”，她希望与伙伴们分享自己的喜悦：“你们看哪！我超过分数线啦！哈哈哈哈！我考上了！考上啦！”然而现实的难题在于，青年们根本无法和她分享喜悦，“修女”猛然清醒过来，“看看同伴，感到惊恐和尴尬”，她向伙伴们致歉，甚至“乞怜地望着大家”，但是各怀伤心的青年们“有的扭过脸去，有的勉强笑笑”。最终，“修女”捂着脸哭了，“她抽泣着向大家鞠躬，然后转过身，一个人孤零零地走了……”此后，《WM（我们）》中连续出现了好几处类似的“走了”、“散去”的情形，这些无疑都是“我们”这个友谊共同体的一次次危机绽裂。值得留意的是，每次散去，高干子弟“鸠山”多半是那个最后留在现场的人，也就是说，不管主动被动有意无意，以“鸠山”为代表的得势群体和成功人士始终是真正强大的在场者，而“将军”、“大头”们貌似积极主动的“走了”，实际呈现的乃是他们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的无奈让道和倒伏。

如此看来，即便是1980年代前期这个看似“载满每个人的梦想，充满所有人的力量”，或者说“对几乎所有人都欣欣向荣”的年代，（《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二幕）实际也同时是一个众生野蛮滋长和朝向分化的年代。因此当时之众人，多数可能并不具备多少倾听“我们”心声的耐心和诚意，相反，他们更容易接收的，很可能是类似《在同一条地平线上》式的冷酷宣告：“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不管每一个人在用什么样的速度、节奏活着，整个社会，跟大自然，跟生物界一样，都被安排在生存竞争的和谐之中。……人，有无数的欲望，整个世界就在竞争中推进。”“这是一个没有定局限制的拳击赛。连正儿八经的比赛规则都没有。不仅是用拳，而且是用膝，用脚，用肘，象暹罗拳那样。又像柔道，带衣领绞杀的手段。”[30]如今回头重温此篇小说，可知作家当时经由作品人物所说的所谓“生存竞争的和谐”，原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社会生态想象，而这想象跟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显形——社会丛林法则一道，皆汇入了一个民族在历史转折关头所进行的那场精神大迁徙。

《我们走在大路上》剧照（2006）

当我们如此这般地将目光从《WM（我们）》移向《我们走在大路上》，然后再投向远远近近的历史和现实，或者反过来行之，就不免会问：“文革”结束后的数十年来，在各种文本和剧场内外，“我们”究竟走在一条什么样的“大路”上？未来的“我们”究竟要朝着何处奔去？而话剧《WM（我们）》所演绎的八十年代青年之痛、青年之惘和青年之问在今天是否还有其并不过时的精神价值？如果有，这价值又当在何种意义上等待着人们去开掘和珍视？我想，若要对上述问题作出更多回应，就需要大家一方面继续将话剧《WM（我们）》和《我们走在大路上》合在一起进行“互文”式阅读，另一方面又将其同“后革命时代”的社会生活几相对照，进而将这场“多方互文”式的精神勘探进尽可能地深入下去。

相对于《WM（我们）》在剧本层面即已呈现的真切具体和细致幽微，《我们走在大路上》主要是动用舞台形体、音乐、高密度的话语和多媒体投影等元素来表现“近三十年的社会心理史”的，其中，各种信息量极大的话语——包括众人物的言语、“说唱人”的唱词、舞台上的“群诵”、叙事者的声音，等等，常常相互交织，此伏彼起，并像泥石流般地直扑观众和读者，令人闻之震撼。如它们共同完成的这种对“中国近三十年当代史”的总体勾勒：

“这是历史举办的一堂喜宴”，几乎所有的人都“意气风发、高歌猛进、不舍昼夜”。不过与此同时，另一种“低徊”之声已然浮现：“再往前流，水就混了／再往前走，路就分了／再往前看，眼就迷了／在往前想，心就沉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

“八十年代的启蒙路灯，就是这样把路照亮”：“人性就是恶”，“人类的本质只能是你追我赶／人类的宿命只能是你争我抢”，“他人是你的地狱”，“要不你给社会下跪，要不社会给你下跪。”……（1980年代中期）

“我们走在跳板上／飘飘忽忽悠悠荡荡”，“世人宣腾躁进，魂不附体；社会分化由心而境在广大人群中展开。”……（1980年代后期）

“强者跟菜刀接轨／弱者跟肉末接轨／人心跟防盗门接轨／人际跟大峡谷接轨／人情跟打火机接轨／人世跟火药桶接轨”，“1980年代确立的虎狼之道至此通过全面的市场化私有化政策展开为虎狼世界，一时间磨牙吮血之声、伤心惨目之象充斥华夏。”……（1990年代）

“大款跟大官组合／大官跟大腕组合／大腕跟大师组合／大师跟太极阴阳组合／太极阴阳跟软玉温香组合／软玉温香跟紫檀家具组合”，“没钱跟没势组合／没势跟没声组合／没声跟没辙组合／没辙跟素质低能力差组合／素质低能力差跟下岗组合／下岗跟上访组合／上访跟爬楼组合／爬楼跟跳楼组合”，“被精英阶级挟持的改革事业，终于以中华民族的崛起为抵押，将中国社会带到富者奢靡无度、穷者苦难无告的境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

“当精英们在弥漫的不祥之音中开始新一轮奔走时，他们发现被移至舞台中前场的中国另一半挡住了去路”，“这是1789、1900年的路况啊／一直甩包袱，怎么就是甩不掉呢？／都是咱的债主，咱的影子，根本甩不掉”，“不让他们走，咱也走不动，就这么简单／只好——一块走了？”……（21世纪之初）

一叶落知天下秋，可以说，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以高度凝缩的形式实施了一次难能可贵的宏大叙事实验，其中包括近三十年的线性叙事建构、码头集装箱般的语言汇演、街头橱窗式的世道人心展览、各种社会族群与生命个体的历史演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权贵、商人、混子、暴发户，老年、中年、青年……，编导者试图以此呈现和映照“我们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时也就是以此折射和触碰“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命题。

因此，无论是《WM（我们）》还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其实都属于一种将各自时代的危机叙事与希望叙事集聚一身的文艺实验行动。对照观之，1985年的话剧《WM（我们）》尚且局限于用“我们”来传达“后革命时代”早期的某种尚未被正视的个体心灵危机和时代精神险象，以及“我们”对理想的回望和对未来的重设，而2006年的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则表现出编导者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总体危机及其朝向的深切追问。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所描绘的全体中国人“一块走”的未来，似乎将太多寄望投注于“精英”们不得已的危机反应和功利算计上，虽然其背景叙事，乃在于弱势民众四下播洒且日益尖利的不满之声——“中国在行走中渐渐一分为二”，“高歌猛进的这一半无法摆脱穷途末路的那一半”，“对这一半来说，那一半更是某个踉跄就会应验的诅咒，某声霹雳便能成真的噩梦。那一半已在威胁这一半的复兴，正在狙击这一半的崛起。除非这一半稍稍仁慈其心肠，和缓其颜色，收敛其手脚。除非这一半同意以相互的微笑为微笑，以共同的行走为行走。”（《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九幕）窃以为，现实的危机反应和功利算计固然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进行良性变革的直接动因，然而除此之外，各种各样的“我们”——作为新的时代和历史创造主体的众生能否焕发或者被召唤出更加积极的自由意志和集体行动？能否生产出更加激荡人心的生命状态和未来愿景？亦是极其重要——有时候甚至是更加重要——的维度，而这恰恰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未曾回答，《WM（我们）》想要回答却又未能答好的问题。

3

  文本内外的“我们”向何处去

“‘我们’向何处去”？在当下的思想情境之内，这无疑是一个朝向新的“总体性”的发问。盘踞其后的，当然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题，以及人们对它的强烈意识。而无论是“‘我们’向何处去”还是“中国向何处去”，人们将之提出来和进行传递的样态有很多种。在1980年代早期，“将军”的提问方式及其问题意识是这样的：“金钱、地位，难道，就比爱情、友谊还厉害？”（《WM（我们）》第三幕）这实际是面向一整代青年人的摧心之问，在那时，“我们”七人所结成的小共同体已经裂痕四绽，更紧要的是，围裹着“我们”这个小共同体的社会大共同体正在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历史迁变，其实际效应与功过是非，要等到数十年后才有可能辨清。“将军”此问尽管受限于他所属时代的特殊氛围和言说方式，但究其实质，他已然将私人性的“爱情”和“友谊”之美好形态与更为普遍化的社会关系理想图景直观牵挂在一起，并视之为社会共同体的局部象征或微观堡垒，而将“金钱”、“地位”视作人与人之间关系恶化乃至社会共同体破碎的征兆。[31]因此，对于当下和未来，“将军”这一直观考问同样有效，关键要看今天和未来的人们能否将它嵌入对各自时代的总体性考察之内。

如今数十年已逝，人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对于“将军”在1980年代早期所发的摧心之问，之后的中国社会——更确切地说是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给出的答案可谓简单而粗暴：“金钱”、“地位”的确比“爱情”、“友谊”厉害。在今天，“金钱欲望的膨胀，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32]而与之相伴相生的，则是各种生命共同体的溃败与荒芜。当然，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岁月亦有其值得珍视的诸多面相，比如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性和私人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和社会保障，比如人的不少自然权利和欲望得以解脱或释放，像作家林白就曾经自称是“一个特别热爱90年代的人”[33]，作家金宇澄也认为，1990年代并不全是声色犬马、尔虞我诈——“我们不能说90年代都是算计，进入经济社会，另一种正常现象，很多过程是美好的……阿宝和李李的感情很美，陶陶和小琴接触的过程也是”，[34] 而无论是在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民主的认知层面，还是在对人情人性的认知层面，1990年代中人也日益趋近了某些迷雾消散后的真实，因而也就可能会为国人创造未来的行动开启一种新的起点，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无数中国人而言，1990年代终究又归于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政治上依旧晦暗不明，各种权力垄断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祛解；经济上通行“自由的不平等交换”，资本不断上位，同时与权力同床共枕；社会文化中弥漫着色情化的意味，大众娱乐与社会总体化腐败共存；各阶层利益分化与相互区隔笼罩全局，混乱、残酷的竞争意识浸染了多数人的心灵；个人神圣的观念无限凸显，却又无法成为人们真正的精神皈依之所……凡此种种，在农村则有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为证；在城市则有金宇澄的《繁花》为证；在城乡连通、交错之地，则有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为证。[35]

《中国在梁庄》、《繁花》、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因着前文所考，此处必须特别强调的是，1990年代以来种种危机的根源并不全在1990年代自身，而应被追溯至1980年代乃至更早，关于这点，人们既能从《WM（我们）》中读出，也可从《我们走在大路上》看到。当然，更具理性思辨色彩的表述大多来自学界，比如蔡翔《革命/叙述》一书中的相关辨析：“1980年代的变革是深刻的，新的思想资源的征用，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危机进行了有力的克服，不能说这一克服是无效的——这一克服来自多个层面，对个人利益的正视，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这一调整还意味着对专业化的尊重），自由的思想空气，等等。但是，更大的危机也同时被生产出来。对平等主义的实际的驱逐，导致社会分层的合法化，进而导致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对科层制的强调，实际取消了群众参与的可能性，进而导致下层群众尊严的消失；个人生活世界的合法性确立，同时公共领域却在逐渐萎缩，阻碍群众进入公共领域的，除了政治，还在于个人欲望无节制的生产——这一生产来自于商品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当个人进入这样一种资本的逻辑，除了对个人的热忱，同时生产出对公共领域的冷漠；‘主人’概念的消亡，使得下层群众再次也是仅仅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合格’的劳动力，劳动再次进入一种异化的状态；未来再次失去，‘西方’成为我们的未来，任何一种创造性的思想都可能被视为左翼思想的‘复辟’，等等，等等。显然，社会主义的‘退场’，意味着对这一‘现代’最为重要的制衡力量的消失。而一旦资本的逻辑成为控制我们的最为主要的力量时，它可能导致的就是这个社会另一种危机的积累乃至爆发——三十年后，这一危机我们已经能够感同身受。”[36]由此可见，“将军”当年的摧心之问，实在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反复走近与细细倾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对话剧《WM（我们）》“补写”与“续写”行动。不过，在对“‘我们’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题的回应方面，《我们走在大路上》所“指望”的现实出口却又过于狭小，其剧终歌曲所寄望的“一块死”“一块生”“一块哭”“一块笑”“一块唱”“我们走在大路上”的美好愿景，也极容易沦为空泛无力的单方面抒情。

笔者认为，在朝向未来生成的“大道”上，“弱者的反抗”显然是必需的，这既是危机所在，更是希望所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正当性和希望首先就建立在“弱者的反抗”之上。与此同时，未来世界也需要“强者的更新”——无论是自觉、自主的更新，还是由于“弱者的反抗”而生的被动更新，各方所谓“强者”都应当有心力去超越纯粹利益谋算式的危机反应模式，放弃制造种种“半张脸的神话”[37]，真正面向他人和共同体进行自我革新。此外，未来世界还需要那个处于强弱之间的庞大的“中间群体”双向发力——既作为“弱者”以反抗不合理的现实，又作为“强者”以努力自新，进而发挥其最大历史功能。更进一步言之，今天无数的中国人都亟需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或“再生”姿态去锻造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唯有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从自己身上去克服这个时代的危机，并以此寻求时代的新生，整个社会才有可能治愈各种现行的“集体盲目”与“精神失明”。就此而论，真正的行动者都必须以一种直面黑暗与深渊的勇气和智慧牢牢记住《失明症漫记》中那位“医生的妻子”的话：“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从本身再生，而他们不肯。”[38]人们之所以“不肯”，是因为大家都被囚禁甚至是被“谋杀”在历史与现实的已有格式之内，丧失了想象和缔造新世界的能力。今天的中国人要想克服当前的巨大社会危机，追逐和实现新的共同体梦想，进而赢得个人和共同体的并蒂双生，就必须在超越以往和现行社会总体性构想的前提下，重新去创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神圣的总体性关系及其具体形态。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系（下称“人·人体系”）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体系（下称“人·物体系”）之革故鼎新，则又是重中之重，而它们既属于重大的政治经济学难题，亦属于重大的精神分析学难题。

《失明症漫记》 若泽·萨拉马戈

南海出版公司（2018）

譬如，《WM（我们）》中曾反复表现过高干子弟“鸠山”对真朋友和社会共同体的情感需要，如果说这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的虚构，那我们就有必要追问，到了《我们走在大路上》里面，“鸠山”们究竟是因何变成如此单面相的虎狼之辈，一心只念着磨牙吮血、饕餮他者（人和物）的？而在未来，“鸠山”们身上还有无可能发生某种朝向道德和伦理良善的情感革命？如果可能，其动力何在？如果不可能，其精神根源和现实机制又是什么？再比如，《WM（我们）》中的工人子弟“板车”对“公主”（与“将军”是恋人，长相漂亮）的爱慕和欲望，会对共同体之现在与未来构成怎样的挑战？而未来的共同体创建又当如何安置此种在人类社会十分普遍的“与情欲相关的审美冲动”[39]问题？后来，“板车”又为追逐“地位”而自绝于“爱情”，促成他此一抉择的“情感结构”和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驱力到底是什么？

近年来，笔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精神分析学“剥皮剔骨”式的超常勘察之下，驱动人类生活的一个核心装置渐渐被揭示出来，此便是所谓自我的无限他者化，即：人的自我被不停贯注和消弭于他者的行动，许多时候，世人名之为“忘我”，或曰“销魂”。[40]而在人的所有他者化道路中，物化和他人化则是最为常见的两种，唯有辨认出人类这两种无穷无尽且无边无际的“忘我”（“销魂”）欲望，我们才能真正洞悉时刻奔流于自身体内的两种无可救药的爱欲——“恋物”与“恋人”，了然其本源或出处。

在我看来，人的物化欲望有两种：一种由人的基本生存和生理需要所驱动；一种由人的趣味化、审美化需要的驱动。而人的他人化欲望亦可分为两种：当人的精力贯注对象为单个个人或小型社会群体时，此种人化可谓之微观他人化；当人的精力贯注对象为某个社会阶级乃至整个社会及其关系体系时，此种人化可谓之宏观他人化。如果说是物化和微观他人化构成了人类日常最直接、最基本的生活内容的话，那么宏观他人化则属于人们日常很容易会视而不见的梦念——在这个世界上，人不仅渴望同某个人或某些人发生亲密关系，人还渴望同其所属的整个阶级乃至全人类发生亲密关系。

唯有在上述意义上，人类生活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资源”和“占有”，才会显示其庐山真面目，此即：人类社会最根本的资源，本质上只有两种——物化资源和他人化资源；而对这两种资源的占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配置，等等，便构成了人类日常生活的地表。如此，所谓金钱欲、名利欲、权欲、物欲、色欲等等及其相互交织便也现出其本相——它们俱为人之“忘我”或“销魂”的条条通道。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在于，人的许多跟社会等级制度息息相关的物化行动，其根本对象已不再是物，而迁移为人，在这样的物化行动中，如波德里亚所言：“人们从来不消费物本身——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自己的符号，或让自己加入被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这种法定的区分过程是一种基本的社会过程，每个人都是通过它注册于社会的。”[41]在《WM（我们）》中，“以工代干”的“板车”曾对“鸠山”和“将军”说：“总有一天，你们会对我‘板车’另眼看待！”因此，再多的维纳斯石膏像（物化对象）也无法填饱“板车”们的欲望之腹，除非，他们能够因此而得到“鸠山”、“将军”们的高眼相看和“公主”们的蜜意柔情。

《WM（我们）》海报（2008）

辩清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更加深入地面对“将军”式的追心之问：为什么“金钱”（资本）和“地位”（权力）会比“爱情”（人类共同体理想形式之一）和“友谊”（人类共同体理想形式之二）还厉害？同时，我们也就更容易弄清楚话剧《WM（我们）》和《我们走在大路上》所呈现的种种危机所归。要知道，在历史与现实的反复叠加中，无数不平等的物化行动和微观他人化行动造就了各种等级化的人类社会制度及其巨大的历史惯性和现实冲力，因此，在平等化的宏观他人化与等级化的宏观他人化之间，人们会在无意识中轻而易举地倒向后者。

马克思有言：“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2]今日之中国要想“彻底”解决好“‘我们’向何处去”这一难题，就必须从人的物化、微观他人化和宏观他人化三个层面去重新激活权力制衡和平等主义的共同体理念，必须在物化、微观他人化和宏观他人化之间形成一种总体性的良性互动，并建立起一种更具独创性的好的“人·人体系”和“人·物体系”，从而最终让未来的生活真正成为一种“更具独创性的好的生活方式”[43]。这既是事关未来正义的大事，也是创造新时代的基底。

如果一个社会的“人·人体系”始终是朝向等级化的，其优势阶级或阶层也总是执意将等级化作为其宏观他人化和微观他人化的形式，那么这些优势阶级或阶层就会想法设法地保持乃至扩大其同弱势阶级或阶层的各种差别。如此，则无论是让自己注册于一个地位更高的社会阶层，还是让自己避免跌落于一个地位更低的社会阶层，都需要有更多的物质来铺排所谓进步或上升的道路，而这势必会造成永无休止且无限异化的恶性循环。是故，唯有创造出一个好的“人·人体系”，才有可能真正赢得一个好的“人·物体系”，从而将人们对物的欲望操持、维护在一种必要且合理的淳朴性当中，此可谓“建设”与“革命”的辩证法。如果未来中国能够创造出一个好的“人·人体系”和“人·物体系”之叠加，并用真正普遍的正义观念浸润世道人心，所有的“我们”便有可能一同唱准和唱响共同体之歌。而这，当是1980年代之话剧《WM（我们）》和2000年代之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最为远大的理想。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7年第8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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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晚近二十年中国文学中的小微化青年形象谱系研究”（项目号: 2015BWY006）的阶段性成果。

[2]顾城：《一代人》，《星星》1980年第3期。

[3]见彭波主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

[4]在《重温那个“个人”——关于一个久已消散的文学史印迹》一文（《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中，笔者曾将“潘晓”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界定”为一件文学文本。

[5]张承志：《北方的河》（第四节），《十月》1984年第1期。

[6]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

[7]王培公、王贵：《WM（我们）》，《剧本》1985年第9期。本文之后所引该剧本文字均来源于此。

[8]沙叶新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第25集）（戏剧卷1）》，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9]“本刊记者”：《对〈WM（我们）〉的批评》，《剧本》1985年第9期。

 [10]人们常常将秋天比喻为“收获的季节”，《WM（我们）》也不例外，但在《WM（我们）》中，秋天还被定义为“思考的季节”。

[11]只有“将军”（岳阳）是个例外。

[12]佚名：《共产儿童团歌》，本文在此借用了徐荣街、钱祖来发表于《中国青年》1963年第12期的诗作《接班人之歌》的名字。

[13]这种“自嘲式自诩”表面上看去，似乎是说很想为自己或家人腾出一些时间、享受一下生活，骨子里却始终将个人的功名利禄视为最高的生存价值或自我理想，并乐在其中。

[14]后来发展到系统地自修大学课程和参加“存在主义”讨论。

[15]这两个人一个在搞电影，一个在搞美术，其职业身份恰恰是新一代的文艺符号生产者。

[16]“小可怜儿”这句话其实可以引发许多疑问，比如她所说的“艺术”到底是指什么？它跟政治的关系如何？它跟市场的关系又是如何？它在新的社会演进当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对此，《WM（我们）》一剧并无太多交待。

[17]如今重新翻看，一些同样是诞生于1985年，但被分别纳入“现代派文学”、“寻根文学”、“第三代诗歌”、“先锋小说”等等范畴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是在不同的角度或层面上试图回答这同一个问题，包括稍后而起的“新写实小说”乃至“新历史小说”，也都是如此。

[18]蔡翔在其《私人性及其相关的社会想象——一种历史沿革的关系描述》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与分析，可参见蔡翔：《回答今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9]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33页。

 [20]1985年该剧问世时的标题书写形式是《WM（我们）》，2008年的则是《WM我们》，前者为“我们”加了括号，以此凸显大写字母WM所象征的人的正立/倒置意味，但不少论者对此并未加以严格区分。

[21]思伽：《<WM我们>：剧场考古》，《书城》2009年03期。

[22]陶庆梅：《“我们”随风而去》，载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40382b0100e9qf.html。

[23]解玺璋：《<WM我们>：我们的思想在走下坡路》，载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b6ef80100e801.html。

[24]思伽：《<WM我们>：剧场考古》。

[25]该剧剧本全文可见“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网站网页：http://www.bjdclib.com/dclib/photoreading/reading1/zpxd/hangjisu/201004/t20100401_31791.html，本文之后所引剧本文字均来源于此。

[26]或许，这也是今天还原1980年代时所需的一种必要思想准备。

[27]解玺璋：《<WM我们>：我们的思想在走下坡路》。

[28]靳大成等：《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讨论会纪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1期。

[29]与此相关的详细论述可见拙著：《个人化及其反动——穿刺个人化写作与1990年代》（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一章第三节：“共同体叙事之消隐”。

[30]张辛欣：《在同一条地平线上》，《收获》1981年第6期。

[31]必须看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复杂性和朦胧之处在于：当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总体性的社会行动框架被普遍拆解之时，那些仍然信奉理想“爱情”和“友谊”的青年，他们既有可能朝着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迈进——就像《北方的河》中的男主人公“他”那样，也有可能朝着归顺于某个私人性的小共同体退缩——就像《北方的河》中的女主人公“她”那样。

[32]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吕宁思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7页。

[33]林白：《一个特别热爱90年代的人》，《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

[34]金宇澄、木叶：《<繁花>对谈》，《文景》，2013年6月号。

[35]时至今日，上述危机仍在不断滋长、漫延，甚至是激化，在此意义上，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生活在1990年代的脉络当中，而未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与超拔。

[36]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88－389页。

[37]王晓明：《半张脸的神话》，《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13日。

[38]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范维信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第254页。

[39]我在《那些与情欲缱绻一处的审美》（刊于《上海文化》2014年9月号）一文中，曾就此“社会主义难题”进行过一些简单的讨论，本文暂不展开。

[40]相关学理思辨可见拙文：《事关未来正义的正义——从蔡翔新著〈革命/叙述〉而来》（刊于《上海文化》2012年第1期），本篇不赘。

[41]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43]此处借用的是尤卡·格罗瑙在其著作《趣味社会学》里所使用的一个短语，但内涵不尽相同。见尤卡·格罗瑙：《趣味社会学》，向建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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